一线城市新房价格止跌 政策助力楼市或企稳******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1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2年12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数据显示,房价环比下降城市增加,其中,二手房价环比下降城市达到63个。从新房价格来看,一线城市在连跌3个月后出现止跌现象。
业内人士认为,一线城市率先出现止跌企稳态势,显示去年四季度以来在供需两端积极的政策产生一定效果。预计2023年需求端政策力度有望加码,热点城市交易量或在二季度开始企稳并慢慢回升,并在下半年带动都市圈周围城市转好。
一线城市新房价格止跌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12月,70个大中城市中房价下降城市有所增加,其中,新房价格环比下降城市有55个,比上月增加4个;二手房价格环比下降城市有63个,比上月增加1个。
分城市来看,一线城市新房和二手房价格环比一平一降,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其中,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由上月下降0.2%转为持平;二手房价格环比下降0.5%,降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下降0.3%,降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二手房价格环比下降0.4%,降幅与上月相同。三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下降0.3%,降幅与上月相同;二手房价格环比下降0.4%,降幅比上月收窄0.1个百分点。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根据简单算术平均计算,2022年12月全国70个城市新房价格指数环比跌幅为0.2%,同比跌幅为2.3%。当前房价指数跌幅总体上没有扩大,说明去年四季度持续性的“三支箭”政策,减少了房企恐慌性降价的心理。最明显的变化是,一线城市连跌3个月后,当前已经有止跌现象。预计新房价格指数的积极变化后续也会逐渐传导到二手房市场中。
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也认为,一线城市新房价格基本止跌,显示去年四季度以来供需两端积极的政策产生一定效果。比如,供给端加快“三支箭”等资金投放、推进保交楼,改善房企资产负债表,推动收并购;需求端积极降低按揭利率,鼓励住房购置和改善等,政策叠加部分缓解了风险预期,购房需求释放也有所稳定。反映在房价上,一线城市率先出现止跌企稳态势。
不过,李宇嘉同时指出,2022年12月房价下跌城市增加,市场仍较为疲弱。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则认为,二手房价格表现更值得关注,2022年12月二手房价环比下降城市有63个,说明当前市场全面低迷。
政策助力
年内楼市或企稳
今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楼市支持政策密集出台。
1月5日,央行、银保监会宣布对首套房贷利率政策实行动态调整,即新房价格环比和同比连续3个月均下降的城市,可阶段性维持、下调或取消当地首套房贷利率下限。住建部部长倪虹在接受媒体专访时也表示,对购买第一套住房的,要大力支持,首付比例、首套利率该降的,都要降下来;对于购买第二套住房的要合理支持,以旧换新、以小换大、生育多子女家庭都要给予政策支持。他还表示今年要因城施策、精准施策,提振市场信心。
与此同时,各地稳楼市步伐加快,新疆乌鲁木齐、安徽六安、河南荥阳等多地发布了刺激住房消费需求的政策举措,包括下调首套房贷利率下限、暂停限购政策、放宽首套房认定标准、降低首套房首付比例、换购住房个税减免、支持团购住房、发购房补贴、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等。河南更是明确表示,要取消和调整妨碍消费需求释放的限制性政策。
李宇嘉认为,稳房价是稳预期、稳需求、纾困供给端的关键。近期央行下调首套房贷利率下限,目的也是为了稳房价,为稳楼市交易、开发创造条件。预计热点城市交易量或在二季度开始企稳并慢慢回升,并在下半年带动都市圈周围城市好转。
对于今年的政策预期,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执行院长丁祖昱认为,2023年将继续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地方需求端政策力度有望加码,包括市场下行压力较大的远郊区域局部放松限购,定向优化二孩、三孩家庭以及各类人才购房资格等。重点市场倘若出现走弱迹象,不排除政策加码的可能性,以便给市场“保温”。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系列解读⑮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作者:辛翔飞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现阶段,主产区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中的根基性地位愈加凸显,但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对于夯实我国粮食安全根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对主产区依存度显著升高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粮食产销区域格局发生了重大历史性变化,主要特征是:主销区粮食自给水平显著降低,产销平衡区粮食产需缺口持续加大,主产区成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主体支撑。以当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为自给标准计算,1978-2021年主销区粮食自给率由93.57%降至19.91%,粮食产需缺口由297万吨增至11800万吨;产销平衡区粮食自给率由87.29%降至78.40%,粮食产需缺口由851万吨增至3200万吨;主产区粮食自给率由106.65%升至139.33%,商品粮调出数量由1280万吨增至15000万吨。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巨大的粮食产需缺口均高度依赖于主产区的生产供给。
主产区经济社会及粮食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
多年来,虽然国家不断加大对主产区发展的支持力度,但由于粮食生产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低,主产区大多数省份仍处于“粮食大省、经济穷省”的窘况之中。较为突出的表现在:一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1980-2020年,主产区GDP增长204.14倍,成就显著,但明显低于主销区286.66倍和产销平衡区234.96倍的GDP增幅。二是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偏慢。自1994年税收制度改革至2020年,主产区地方财政收入增长38.64倍,明显低于主销区48.49倍和产销平衡区42.20倍的地方财政收入增幅。三是地方财政支出能力偏弱。1994-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能力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均显著扩大。1994年主产区财政人均支出水平为269.3元,比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分别低337.0元和32.6元;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增长至13477.8元,但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分别扩大到4022.0元和2686.8元。四是粮食生产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功能弱化。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粮食生产发展在农民收入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2010年,主产区13个省份中有6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后,受国内外粮价倒挂冲击,粮食生产的增收作用减弱。2020年,主产区中仅有山东、辽宁、江苏三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黑龙江、吉林、河北等产粮大省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转变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五是人口吸引力偏弱。1980-2020年,主产区人口增长了29.01%,明显低于主销区103.20%和产销平衡区43.64%的人口增幅。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主产区人口的大量流出,劳动能力较强的中青年人口和男性人口占比下降,劳动力较弱的老龄人口和妇女留守人口占比增加。上述方面问题的存在,均不同程度影响着主产区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根基的稳固,亟须通过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以解决。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思路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应加强顶层设计,明晰政策目标,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加大补偿力度,完善补偿保障机制。
加强顶层设计。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涉及中央和地方、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生产和消费、市场与政府等方方面面,需坚持一体设计、统筹协调、综合推进,确保政令一致,防止顾此失彼或政策内耗。
明晰政策目标。从国家粮食安全利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利益和区域生态利益等多维度综合评估主产区粮食生产的贡献价值,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补偿与粮食根基巩固相适应的原则,确立明晰的政策目标和时限,力戒将“合理补偿”“尽快实现”类政策原则虚化为政策目标。
健全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机制。现阶段,仅靠中央财政难以实现让主产区种粮不吃亏、得实惠的目标,必须建立由中央和受益地区共同负责的补偿机制。在补偿总体目标确定下,明晰划分中央财政和受益地区各方应承担的补偿责任。对于中央财政所承担部分,由国家通过健全资金保障机制,确保补偿资金足额到位。同时,对存在粮食产需缺口的地区,由国家按受益规模确定补偿标准和统一归集补偿资金,按贡献度对主产区进行补偿。
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主产区粮食生产根基的巩固,以及其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状况的改变,既要靠利益补偿机制“输血”,也要靠其经济提速增效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国家应在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同时,加大力度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一是支持主产区率先建成农业强省。鼓励主产区加强现代农业建设,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并利用粮食等农产品生产优势,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强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在建设农业强国中走在前列。二是支持主产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鼓励主产区“弯道超车”,抢占新技术应用制高点,大力发展节地节水高效集约的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后发优势。三是支持主产区提升现代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大对主产区现代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增强区域发展吸引力和竞争力。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