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4日,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洺洲太极拳社开展“秀太极 迎重阳”活动。中新社发 胡高雷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
在健康中国战略的指引下,毛群安指出,过去十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快速发展,国人的健康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
这一“快速提升”直接体现在一连串数字上:十年来,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74.8岁增长至78.2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从8.8%提高到25.4%,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占比达到37.2%……数据显示,中国的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健康中国行动确定的2022年目标主要指标都已经提前实现,这要归功于健康促进的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毛群安指出,回顾十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的进步,健康促进制度体系的效用越来越明显。
在此基础上,今年春季,《“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出台,该规划首次将健康预期寿命作为指标,不仅关注人均预期寿命本身,更体现对改善人群健康状况的重视。
更为深层次的健康促进在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提倡“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如今已被视为打开健康之门的“金钥匙”。
“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是一次健康革命,是生活方式的革命。”毛群安指出,针对自身的健康状况,每个人都能够及时获取有关健康的信息与服务,并借此改善自身健康状况,这便是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目的之一。(完)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健康促进工作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就?过去十年间,中国人在哪些方面变得更健康了?
毛群安:回顾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年来的快速发展,健康促进工作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国家实施健康中国战略,2019年启动健康中国行动,构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组织体系,即以国务院分管领导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的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并组建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了15个专项行动工作组。
党和政府领导、各部门共同参与、全社会广泛动员、每个人践行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在全社会的氛围日益浓厚。
根据我们对健康中国行动的评估,广大公众的健康水平得到快速提升。用国际组织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人群健康状况的主要指标来评估,目前中国居民的健康状况已经处在中高收入国家的前列,健康绩效是明显的。
健康中国行动确定的2022年目标主要指标都已经提前实现,这要归功于健康促进的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回顾这十年来的进步,国人的健康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健康促进制度体系的效用越来越明显。
中新社记者:《“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已经出台,立足于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两个着力点,背后的依据是什么?如何真正做到惠及全人群、覆盖全生命周期?实现健康中国,还有哪些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亟待解决?
毛群安: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细化明确了“十四五”期间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目标和任务。
首先要构建一个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筑牢维护公众健康的保护网。同时要在公共卫生网络建设的过程中,突出明确各方面的责任与义务。
二是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解决重大慢性疾病对人群健康带来的影响,需要从生活方式入手,更加完善健康促进体系。
三是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医疗保障制度、优化医疗服务,让老百姓得病后能够及时接受救治,看病更加便捷舒心。
《“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首次把健康预期寿命作为一个指标,说明我们不仅要观察预期寿命的长度,还希望人群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这也是“十四五”时期要着力实现的目标。
中新社记者:提到健康,我们总会关注“一老一小”。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对健康服务的需求还会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应如何加速配套措施的建设,让经济社会发展尽快适应这一趋势?
毛群安:健康中国战略的根本目标是全民健康,即每个人在不同生命阶段都能保持理想的健康状态。照此标准,我国目前为民众提供的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还有一些不充分不平衡,其中对于老年人群的健康服务较为明显。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我国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建立一套适合老年人需要的医疗卫生健康服务。这个体系的建设是“十四五”期间一项重要的战略性任务,要从预防、治疗、康复、长期护理等不同方面发力,让老年人不仅能够延长寿命,而且能够保持健康、提高生活质量。
为此,医疗卫生和健康行业做出了具体规划。比如,要求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开设老年医学科,针对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提供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还有积极推动长期护理保险等制度性建设,加大老年护理人才培训工作等等。
中新社记者:说完“老”,我们再说“小”。妇幼健康促进行动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我国婴儿死亡率要分别降至7.5‰以下和5‰以下。随着中国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在此背景下,妇幼保健工作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毛群安:婴幼儿死亡率,之所以把它用作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人群健康的重要指标,是因为这个指标的变化不仅代表婴幼儿的健康状况,也是整个国家和地区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准。
目前我国孕产妇和婴幼儿死亡率已经实现了规划的目标,但是要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继续把指标往下降,难度是非常大的。因此要把重点放在目前孕产妇和婴幼儿可能发生的高危环节上。
针对近些年特别是国家出台“二孩”“三孩”政策之后的高龄产妇增加,实施母婴安全五项制度,为保障母婴安全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对每一位孕产妇进行妊娠风险评估,按照风险程度实行绿、黄、橙、红、紫5色管理。对妊娠风险分级为橙、红、紫色的高危孕产妇严格实行专案管理,保证专人专案、全程管理、动态监管、集中救治,确保做到“发现一例、登记一例、报告一例、管理一例、救治一例”。特别是“三孩”政策实施后,我们制定了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和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形成“两提升、一促进”的政策措施。
接下来还会针对各地在孕产妇、婴幼儿保健方面的短板弱项,通过对口支援方式、针对性措施,提升妇幼保健专业团队的力量和水平。
中新社记者: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是保护人民群众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维护社会经济稳定的重要保障。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传染病防控体系的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传染病防控体系经历了怎样的建设和发展?今后疾控体系还需要如何发展?
毛群安:通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能力和过去的能力建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公共卫生体系得到了锤炼,公共卫生队伍经得起考验。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我们发现还有一些短板弱项,例如基层的防控能力、应急统筹指挥体系上还有漏洞等。针对这一情况,中国做出了改革疾控体系的重大决策,组建了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
重大疾病的防控,要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针对短板弱项采取强有力措施,例如早期预警机制的建立。中国正在研究建立多点触发的预警机制,及时获取各方面信息,判断风险点。
再如,中国正在全国遴选一些重大传染病救治基地、卫生应急基地,按照不同区域布局。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首先在一个地域就能够形成有效的指挥体系。相应的设备条件、物资准备、人员能力准备,也都是疾控体系建设的重要方面。
中新社记者:随着人们对体育锻炼的重视不断加深,五花八门的体育运动方式层出不穷,比如说年轻人喜欢玩的飞盘、跟着网红跳操、野外露营活动等,引领了一波体育运动的“时尚”。对于这种运动“时尚”,您怎么看?应如何正确引导民众参加体育锻炼?
毛群安:健身运动和健康的关系非常密切。通过一系列的政策促进、对公众宣传,大家的健身意识更强了,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体育锻炼活动。
从评估情况看,要动员更多的人参与运动健身,还有很大的潜力。目前青少年和职业人群的运动量还不够,我们在会同体育部门为大家创造条件,希望更多的人真正动起来。
参加体育锻炼的人越来越多,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不当运动造成的伤害增加。这提示我们要科学运动,对运动进行指导。我们提出“体医融合”,希望通过体育健身和医疗卫生两个专业的融合,让民众既能健身,又能防止运动不当造成的伤害。
当然,有一些新颖的活动方式,增加了运动的乐趣。我们鼓励创造一些新颖的运动方式,前提是注意运动安全。
中新社记者:我国正在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您之前也说过,生活方式的改变可以看作一场“健康革命”,为什么要上升到这个高度?在今天中国不断向前发展迈进的过程中,健康处于怎样的地位?
毛群安:卫生健康事业始终处于基础性地位,同国家整体战略紧密衔接,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抗疫实践证明,只有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才能实现健康和经济社会良性协调发展。
当前,面对多重疾病威胁和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我们启动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活动,从短期看,有助于从源头降低疾病传播风险,助力常态化疫情防控。从长远看,有利于群众形成主动健康观念,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所以说这是一场新时代的健康革命。
中新社记者:现在很多人面临“亚健康”问题,像腰椎颈椎疼痛、失眠、肥胖等等。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想摆脱这种“亚健康”的状态,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毛群安:有的人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症状,这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
运动不足、过度摄入高热量食物、不注意休息,这些因素会导致健康状况恶化。监测发现,像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严重并发症的发生年龄在提前。这是因为没有从生活方式这个环节将慢病的进程延缓,反而加剧了。
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是一次“健康革命”,是生活方式的革命。希望现在的职业人群反思生活方式有没有问题,有哪些突出的问题,要下决心改变。希望每个人针对自身的健康状况,能够及时获取相关信息和服务,运用这些知识、服务来改善自身的健康状况,这就是“健康素养水平”。这个素养不是“知不知道”,而是“做没做到”。
中新社记者:为加快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动员全社会落实预防为主方针,中国提出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目前,健康中国行动进展如何?能否实现总体目标中有关2022年的各项目标?还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毛群安:2019年国务院实施健康中国行动以来,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各成员单位持续完善健康中国行动政策机制,加大健康影响因素干预,宣传健康生活理念。
经过三年的努力,各部门协同联动格局初步形成,健康中国行动品牌效应逐步凸显,全民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高。当前,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25.4%,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8.2岁,健康中国行动2022年主要目标提前实现,健康中国建设开局起步良好、进展顺利。
下一步,我们将在健全推进协调机制、强化宣传发动、加强监测考核等方面继续下功夫,早日全面实现健康中国行动2030年既定目标。
人生短促,何以长存——《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及深层意蕴****** 作者:(周挥辉,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毛军刚,系青年教师) 《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南朝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在跨越千年历史长河、经受风霜岁月洗礼后,沉淀为横纵古今、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正如钟嵘在《诗品》中发出感慨,“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刘勰也在《文心雕龙》中击节称赞,“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胡应麟更是在《诗薮》中为之倾倒,“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 其具体年代早已不可考,大体有东汉末年说、两汉说、建安说三种,当代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东汉末年的桓、灵之际。当是时,秦汉第一帝国处于大厦将倾的边缘,四百年大乱世犹如挣脱牢笼的片羽,一种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正在吹向人间。上承诗经楚辞,下启建安魏晋,浅浅寄言,深深道款,不作艰深之语,不写冷僻之词……一曲哀伤的咏叹调弥漫在十九首的字里行间,将离愁别恨、彷徨失意、情调低沉凝练在千余言中。 往事越千年,依稀可见汉末文人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浓烈的生命意识。在普罗大众的印象中,轻生死、重荣辱似乎才是大汉四百年的浩荡世风。从田横五百士的义烈有节、以死相从,到飞将军李广的不堪折辱、引刀自尽,再到强项令董宣的义不受辱、以头击楹,滥觞于春秋、麇集于强汉的轻生尚义故事至今仍能撄动人心。临近两汉的尾声,十九首中飘荡的生命悲歌犹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与死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对待生存与死亡? 《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 “意象”一词,当是“情意”和“物象”的结合,也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文心雕龙》将“意象”视为“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意”为借助客观物象表达的主观情意,“象”是与主体发生情感关系的客观物象。具体而言,意象就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是客观形象与主观心灵融合成的带有某种意蕴与情调的东西,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 回溯到上古先民生活时期,时人将四周随处可见的物体当作情感载体,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绪,并最终汇聚成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中出现过的意象达到数百种之多,按照内容可以主要划分为鸟兽虫鱼等动物意象、草木蔬果等植物意象、山水云雨等自然意象、嗟叹鸣啭等声音意象,按照属性可以划分为装饰性意象、描述性意象、排比性意象、比喻性意象、扩张性意象。 具体到《古诗十九首》,其中涉及生命意象的篇目包括《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囊括的诗句包括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奄忽若飚尘、促织鸣东壁、白露沾野草、秋蝉鸣树间、伤彼蕙兰花、将随秋草萎、人生非金石、秋草萋已绿、蟋蟀伤局促、年命如朝露、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寿无金石固、白杨多悲风。 首先,动物意象包括促织、秋蝉、蟋蟀。由于促织是蟋蟀的别名,本质上动物意象只有蟋蟀和秋蝉两类。其一,蟋蟀成虫在夏日,平时在野外,深秋进屋避寒,便意味着岁暮即将来临。《诗经·蟋蟀》中的“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一句,是最早借秋虫蟋蟀来感叹人生短暂、时间易逝的诗歌。无论是“促织鸣东壁”还是“蟋蟀伤局促”,展现出的都是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秋日蟋蟀,表达的也都是对生命将尽的哀伤与无奈。其二,蝉的幼虫在夏季鸣叫不止并羽化为成虫,深秋以后声音渐小且逐渐死光。《离骚》中的“蟪蛄鸣兮啾啾,岁暮兮不自聊”一句,就以蝉声逐渐寂寥来表达岁月流逝、时光迟暮之感。《古诗十九首》中的“秋蝉鸣树间”,同其他意象一起共同表达了感叹、伤痛和悲哀等多种情绪。 其次,植物意象包括陵上柏、野草、蕙兰花、秋草、白杨、松柏等。按照草木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松、柏、杨等乔木植物,以及花、草等草本植物。其一,松、柏、杨都是古代墓地上常种的植物,正如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松柏为天子诸侯墓地所植,四季常绿、寿命极长,象征万古长青、精神不死。白杨为黎民百姓墓地所植,虽不及松柏栾槐贵重,但寿命依旧可长达200年。《诗经》中的松、柏、杨通常以正面形象出现,《古诗十九首》将理想的长寿愿望与现实的短暂人生作对比,更加强化了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其二,无论是受人喜爱的蕙兰还是无人问津的小草,生长周期短则几日、长则不过一年。正在开放的蕙兰在不久后就要枯萎,萧瑟寒秋的野草即将迎来生命的结束,这些生命短暂的花草物象也成了诗人感慨四时变化、岁月匆匆的情感载体。 最后,自然意象包括涧中石、飚尘、白露、金石、朝露。按照物体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金、石等较为永恒的物质,以及尘、露等稍纵即逝的物质。其一,金石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坚固和刚强,如《楚辞·招魂》中的“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及《荀子·劝学》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有汉一代追求长生,相信生命会在死后世界绵延不绝,盛行事死如生、羽化登仙的丧葬观念。《古诗十九首》直接点明人寿难比金石,以表现对宇宙永恒与人生短暂的思考。其二,尘土因风而起旋聚旋散,露珠随太阳出现而蒸发,个体的存在受外界力量所控制,且存在之短更是片刻之事。《庄子》中的“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将生命所寄的身体看成尘垢,《九辩》中的“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暗喻了生命的衰落,《薤露歌》中的“薤上露,何易晞”象征着生命的短暂,飚尘、白露、朝露等速朽物象共同表达出对节序如流、生命易逝的感叹。 草木、金石、虫鱼的深层意蕴 总体来看,《古诗十九首》对《诗经》《楚辞》有着明显的继承,主要出现了有关生命的两大意象群:一类是象征长寿、永恒的意象,用宇宙自然的永恒反衬个体生命的短暂,展现理想无限和现实有限这一矛盾;另一类是象征迟暮、速朽的意象,突出暗淡、萧条、寂寥、凄切的特点,表达悲凉、孤独、失意、惆怅的心情。岁月的短暂强烈地冲击着诗人的精神世界,让生者深知人生不可能像松柏般常青、金石般永固,更似花草般脆弱、尘露般易逝。既然形体死亡是人类必然的归宿,那么应该如何对待当下的人生呢? 对此,《古诗十九首》提出了两种思考:一是建功立业,例如“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二是及时行乐,例如“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大多数文人一方面都有转徙沟壑的经历和世身无常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有优于黔首的生活和高于常人的地位,这导致两种观念皆“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自此,后人也能从草木、金石、虫鱼等生命意象,一探东汉末中下层文人的生命意识,一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流变,一窥治世晚期末世前夕的社会变化。 从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个体的觉醒密切相关。人类文明早期通常与神灵有着紧密联系,华夏文明的诞生伊始也不例外。商周鼎革之际,周人反思“大邑商”被“小邦周”取代的原因,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观念,对殷商“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传统进行了世俗化改造,以注重道德的礼乐文化取代了崇拜鬼神的巫觋文化。对上帝的虔诚,意味着殷人在主动消解自己的主体性;对天命的思考,意味着周人在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即“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将礼乐制度的外在规范具象为人心固有的伦理纲常。进一步来讲,礼乐伦理由外部的道德律令变成了人的自觉追求,基本塑造了重今生轻来世、重人伦轻鬼神的中国文化倾向。当列国纷争走向天下一统,儒家同汉廷合作建立起适应大一统的世界观、历史观和道德观,并以和平颠覆的方式拥戴王莽上位从而达到了理想巅峰。不过乌托邦式的托古改制让儒生的愿望落空,自此东汉的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即便东汉王朝试图用谶纬之说和今文经学收拾人心,但其愈发走向繁琐、僵化和荒诞的现实,让不少人试图从其他学说中找到处理社会危机的办法或解决个人心灵的问题。身处帝国大厦将倾、儒学逐渐衰微、价值标准失衡的时代,《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群体一方面试图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未能找到新的精神寄托,只能从内心出发表达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以及及时行乐的愿望。不过从前文概述的长时段来看,这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在精神上有了人的觉醒,无论是在群体自觉还是个体自觉方面。 从文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文学的自觉紧密关联。文学由作家、作品、世界、读者构成,包含文学主体、文学形式、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四个概念。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史,无不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再到多元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的源头有神话说、劳动说、卜祝辞说等种种,不过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仅有两类:《诗经》的创作主体是贵族、农夫、妇女等群体,以现实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四言诗为主;《楚辞》的创作主体是屈原、宋玉等个体,以浪漫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骚体赋为主。也正是在历史的轴心时代,孔、孟、老、庄等人提出了“兴、观、群、怨”等一系列稍显粗糙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观念。两汉时期,两者在传承创新中分别发展为乐府诗和汉赋,乐府诗发展到成熟阶段即为五言体冠冕的《古诗十九首》。以《古诗十九首》为界划分两个文学时期:两汉涌现了一大批文学创作主体,发展出独到的文学形式,兼具伦理与审美两种文学观念,不过在官方儒学的主导下以“寓训勉于诗赋”为主;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更多成体系的文学选集和批评著作,在文学观念上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倾向于单纯的文艺创作而非政治教化的工具。从文学的四个维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觉应当早于魏晋南北朝,但在魏晋南北朝发展出令人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换言之,《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形式上标志着从四言诗到五言诗的成熟,在文学观念上体现出政治教化向自由抒情的变化,可谓是魏晋南北朝文学风格的先声。正如南宋诗论家张戒的观察,“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 从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展现时势的变迁。春秋战国时期,世世代代、父死子继的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逐渐衰落,潜隐在社会中下层的大量人才在乱世洪流中脱颖而出。身处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阶层流动时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等理念成了许多士人的坚定信仰。迨至秦汉新立,依靠军功选拔的地主阶层取代世卿世禄的血缘贵族,到了西汉末期甚至演变成为具有强大势力的豪强地主。东汉时期,先秦儒家的大同理想已在王莽变革中宣告破灭,豪强地主正在加速转化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拥有巨大优势的世家大族,一个兼具地主、学者、官僚三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内外战争频发、土地兼并严重、门阀士族渐起、寒族前途晦暗……东汉末年的中下层文人已经很难在信仰崩溃、阶层固化、生活艰难中实现人生理想,正如桓、灵时期的民间《童谣》所唱:“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既然已经陷入信仰和生存的双重危机,文人们将部分注意力从宏观叙事转移到个体生活之上也当是人之常情。换句话说,文人们在诗句当中呈现的享乐态度是一种病态的自我麻醉,是缺乏人生价值实现途径的痛苦沉吟,更是过渡时代安顿失落灵魂的暂时解脱之道。从这个维度上来看,《古诗十九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代表性,生动地展现了承平之世转向丧乱之世、经学时代转向玄学时代、皇权政治转向门阀政治之下普通文人的心史。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 天天彩票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