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严重罢工”令英国雪上加霜******
“最严重罢工”令英国雪上加霜(环球热点)
据路透社报道,英国政府近日向议会提交了一项反罢工法案,要求该国关键公共服务行业在工人罢工期间维持基本功能。
火车司机罢工、公交司机罢工、邮局投递员罢工、医护人员罢工、教师罢工、公务员罢工、边境管理局罢工……自2022年下半年开始沸腾的英国各行业“罢工潮”,2023年并未出现缓和态势,反而愈演愈烈。英媒引述英国一名工会领导人的话称,由于没有任何一方愿意让步,席卷英国的罢工浪潮可能将在2023年持续很长时间。
罢工浪潮 不断蔓延
新年伊始,此起彼伏的“罢工潮”继续困扰英国。
英国公共和商务服务联盟近日宣布,由于生活成本危机与薪酬争议,其约10万名成员将在2月1日举行罢工。英国公共和商务服务联盟是英国第六大工会,其大部分成员为英国政府的工作人员。
与此同时,英国救护车工作人员、苏格兰中小学教师等群体也相继举行罢工。英国全国铁路、海运和运输工人工会则表示,工会与雇佣方距离达成协议还有很长距离,铁路工人的罢工还将长期持续。
自2022年下半年以来,在英国通胀达到40年来最高水平、能源价格上涨进一步推高生活成本等背景下,护士、救护车工作人员和铁路工人等多个群体纷纷罢工以要求提高薪酬和福利待遇,导致英国的铁路交通、机场运输、邮政服务等相继陷入瘫痪状态。
路透社指出,英国面临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撒切尔夫人执政以来最严重的罢工,再加上两位数的通胀率,英国目前一片颓势,生活水平正以自20世纪50年代有记录以来最快的速度下降。
进入2023年,情况并未好转。英媒报道称,1月4日,英国铁路工人以为期一周的罢工拉开了新年的序幕,最新一轮的罢工活动影响数以百万计民众的通勤,使他们难以重返工作岗位。护士和救护车司机则计划在1月稍后时间举行罢工。英国最大的护士工会皇家护理学院透露,将于1月18日和19日罢工两天。
分析人士指出,英国医疗系统的罢工非常罕见。在此之前,英国皇家护理学院在其106年的历史中从未召集过罢工。救护车罢工也是1990年以来的第一次此类行动。
1月9日,英国政府多名部长级官员分别与相关工会会面,试图结束从医疗到交通运输等各个行业的罢工浪潮。其中,交通大臣与铁路工会会面,教育大臣与教师工会会面,卫生大臣与代表救护车工作人员和护士的工会会面,但相关工会对谈判结果并不满意。
经济疲软 应对乏力
中国人民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闫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英国‘罢工潮’持续不断的深层原因在于,近十几年来,英国受欧债危机、‘脱欧’、新冠疫情等影响,经济增长乏力。同时,英国保守党政府长期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公共服务部门支出捉襟见肘。近10年来,英国社会平均工资增长停滞,许多行业员工入不敷出。目前,各行业工会加薪目标与雇主能接受的目标相距甚远,例如英国护士要求19%的加薪幅度,但英国政府只同意加薪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显示,自2019年第四季度至2022年第三季度,英国经济下降0.4%,表现远差于经合组织38个成员国的累计增长3.7%。
一边是经济增长停滞不前,一边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金融时报》报道称,2022年11月,英国的食品通胀率为16.6%,创下45年来新高,预计英国国家统计局随后公布的2022年12月食品通胀率还会继续升高。由于生活成本飙升,2022年12月上半月,有45%的英国人不得不削减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采购。英国食品行业预计,英国家庭将迎来“艰难的又一年”。
“近10年来,考虑到通胀因素,英国一些行业的工资实际是负增长的,民众的钱包普遍‘缩水’。具体到在此次‘罢工潮’中的一个主要群体——医护人员,新冠疫情持续近3年,病患积压,英国一线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实际很大,非常疲惫。再加上‘脱欧’之后,英国医护等公共部门本就面临人手紧缺的问题,进一步增加了在岗人员的工作量。在这样的背景下,工资始终没有明显增长,民众不满情绪日益强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曲兵向本报记者分析称。
英国一家独立医疗智库近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脱欧”加剧了英国医务人员短缺状况,导致几大主要专科领域的医生数量比预期少了4000余人。而皇家护理学院在此前罢工中抗议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长期人手不足。
英国首相苏纳克近日表示,愿意讨论为护士加薪的问题,以结束近期加剧医疗服务系统危机的“罢工潮”。苏纳克说,政府希望就护士的薪酬问题进行合理、诚实、双向的对话。
“面对‘罢工潮’,英国政府并非不想做出妥协,而是有心无力。在经济增长疲软的背景下,英国财政本身就存在巨大‘窟窿’。从2022年11月英国财政大臣发布的政府秋季预算案可以看出,未来一段时间,英国政府主要考虑的仍是如何缩减开支。因此,目前英国政府对民众只能采取一些安抚措施。”曲兵说。
冲击社会 加剧动荡
持续不断的“罢工潮”给英国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
据报道,1月7日,数万名英国铁路工人继续举行罢工。持续的罢工导致英国铁路运输只有约1/5的车次仍能正常运行,约一半的铁路服务网络中断,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农村的大部分地区铁路全天停运。英国铁路网公司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应减少乘坐铁路交通出行。
1月11日,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约2.5万名救护车工作人员再次举行大规模罢工。罢工期间,仅心脏骤停等严重危及生命的情况才会立即得到紧急救护服务。
“‘罢工潮’将造成英国雇员和雇主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社会进一步动荡不安,同时也会加剧社会分化,使英国本就艰难的经济恢复更加困难。”闫瑾分析称,英国工人工资下降,家庭收入大幅缩水,高通胀可能会比其他国家持续更长时间,英国有可能面临七国集团中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近日,《金融时报》对英国101名主要经济学家进行年度调查,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由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引起的通货膨胀冲击,在英国的持续时间将比其他国家更长。他们认为这将迫使英格兰银行维持高利率,并迫使政府“实施更紧缩的财政政策”。经济学家预计,已经开始下降的英国GDP将在2023年继续下降,英国将面临七国集团中最严重的衰退和最微弱的复苏。
经合组织也预测称,2023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0.4%,2024年将仅增长0.2%,这将是发达国家中最严重的衰退。
彭博社引述英国工业联合会的警告称,除非政府在投资税减免、不断萎缩的劳动力方面采取行动,否则英国经济将面临“增长停滞的十年”。英格兰银行更预测,英国或将陷入“百年来最漫长的衰退”。
“英国只有推动经济增长,才能创造更多财富和就业,进而提高英国民众的工资待遇,从根本上解决‘罢工潮’,但这在短期内很难实现。目前,英国民众整体士气低落,‘罢工潮’可能进一步加速英国经济衰退。”曲兵分析称,值得注意的是,受乌克兰危机以及能源危机的影响,欧洲其他国家当前普遍日子都不好过,类似的罢工行动也时有发生。如果欧洲各国政府不妥善解决,某些民粹主义政党可能借机挑动民意,助长民粹主义的扩散。
严 瑜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